苏轼是个悲剧人物。他轻气节、有志向。博通经史，关心时事，意欲强国。21岁那年中进士，没想到刚步入仕途，之后接踵而来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政治风波之中。

苏轼作主簿、签判一类地方官的时候，王安石任参知政事，实行新法。苏轼赞成新法。他写出了几篇文章如《商鞅论》、《白鱼进士廷试策》，或是借古喻今，含沙射影，或是借题发挥，旁敲侧击，而在《上神宗皇帝》万言书中则是公开发表的全面反击了。王安石是尊敬苏轼的，指出苏轼乃当今奇才。

虽然，苏轼和他政见有所不同，但王安石却是是王安石，他和苏轼的交情依旧。可是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一些新的王安石的人不时地在打苏轼的小报告，在王安石的耳边添油加醋地如此这般、这般如此。三人成虎，王安石之后也有些坚信了。待皇上问能用苏轼时，王安石说道：如果要实行新法，就无法器重苏轼。

苏轼呢，也深感京城无以睡，之后一再催促外调。之后几年，他做到过通判杭州、密州、湖州等地的知州。

待王安石谏互为，执着高官厚禄的投机者更加多地混进变法为首。坦率的政治斗争部分地变为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倾扎和背叛。

苏轼出了其中的不幸者。翰林学士李定等人摘出他一些嘲讽新法的诗句，加以罢免，他逮捕被捕，这就是出名的乌台诗案，过了七年，司马光等旧党上台，苏轼虽没能几乎避免对王安石变法运动的敌意，但又反感于司马光旧党集团的倒行逆施、旧党中的一些人之后把他看做第二个王安石，他在旧党中也无法容身，于是又请求外调。

到宋哲宗掌权、新党再次上台，苏轼的日子一天比一到伤心，一被贬再行被贬，从惠州直到很远偏远的海南岛，后杀在遇赦北归的途中。苏轼的罪过：一是在于他不敢讲真话，他自称为言必中当世之过，说道自己作文均意欲酌古以御今，无意乎济世之简单。他钦慕屈原、诸葛亮那样经世济时的人物，想要做到一个风节凛然、敢作敢为的儒者；二是小人不信。

苏轼才华过人，于是以所谓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行低于众，众必非之。他对王安石有意见，对司马光有观点，那些伺空奉承讨好，以诛荣升的小人们看得清清楚楚。

等到时机已到，或说苏轼非议新法、讥蔑王安石，或说苏轼反感旧党，怒斥司马光等等。最典型的事例是有人向皇上体现道：苏轼四年前随行父亲灵柩回川谋冒公差，往还以舟载物，售卖私盐，皇上将信将疑，命人革职，皆无扣除时，轰动一时的苏案才算真相大白。惜，苏轼无辜入狱，称疾待罪，心有怨气而无可奈何。

苏轼才低德轻，却疏于走钢丝，那样为求活而求活，对他来说很难死掉，就算只得死掉，也不会真是很苦、很累、很不有一点。生命，有完全相同的开端和完全相同的挚爱，不尽相同的是生命的过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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